拉納廣場倒塌事故11週年：工廠更安全，但悲劇的根本原因依然存在

拉納廣場倒塌事故11週年：工廠更安全，但悲劇的根本原因依然存在

2024年4月24日將是時尚行業最嚴重悲劇——拉納廣場大樓倒塌事件的11週年，這起事件導致1,138人死亡。這場災難性的死亡和傷害是由多種致命因素造成的，包括時尚品牌忽視工廠的危險狀況、低工資，以及最主要的，工人組織集體行動的能力受到限制。儘管在提高工廠安全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但對於因抗議要求提高最低工資而展開的殘酷鎮壓，顯示出在孟加拉國生產的服裝品牌仍未能確保工人的基本權利得到尊重。

這場災難推動了品牌與工會簽署具有約束力的協議，使孟加拉國的工廠顯著更安全，並防止了大規模傷亡事件的發生。然而，像Levi's、IKEA、Amazon等主要品牌拒絕聽從工人和活動家的呼籲，不願加入這一協議。
在2023年，國際品牌拒絕實質性支持將法定最低工資提高到足以維持工人及其家庭可持續生活的水平，這導致工資水平被鎖定在全球服裝工人中最低的水平之一。
當工人行使基本權利，抗議不民主的工資設定過程時，品牌未能防止可預見的、有預謀的鎮壓，默許了導致四名工人死亡和更多人受傷的暴力手段。
今天，像H&M、Inditex（Zara）、Next、C&A等品牌在供應商工廠對工人和工會組織者提出無根據的刑事控訴，使數以萬計參與抗議的無名人士面臨逮捕威脅時，依然保持被動態度。
2024年4月24日，歐洲議會將就提議的《企業可持續性盡職調查指令》進行投票，這是邁向追究品牌在其供應鏈中侵犯人權和勞工權利責任的一步。孟加拉國的這些近期事件顯示，全球時尚品牌在履行這些新的法律人權盡職調查義務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2013年4月24日上午，拉納廣場大樓倒塌，該大樓內有五家成衣工廠。工人們在前一天就指出牆壁上出現危險裂縫，大樓曾一度疏散。儘管當天地面樓層的商店保持空置，但成衣工廠為了不損失一天的生產，威脅工人如果不進入工廠工作就扣發工資。由於掙扎於貧困工資之下，且沒有工會來集體維護權益，大多數工人在那天進入了工廠。這場災難是可預見且可預防的。品牌知道該國多層建築的危險性，但拒絕採取行動。他們也知道貧困工資中隱含的脅迫嚴重限制了工人的選擇，最重要的是，他們知道對組織基本權利的限制使工人面臨嚴重風險。

更安全的工廠

工會和勞工權益團體已經提出這些問題超過十年，並制定了一項品牌和工會可以簽署的具有約束力的協議，以使工廠更安全。儘管多年來與孟加拉國最大購買品牌進行了運動和對話，但在拉納廣場倒塌前，只有兩個品牌簽署了這項協議。其他品牌繼續依賴無法防止多次災難的社會審計系統，未能認識到拉納廣場大樓的風險。災難發生僅三週後，一組主要品牌簽署了《孟加拉國消防和建築安全協議》。

這項協議及其後續協議（《國際紡織和成衣業健康與安全協議》）是孟加拉國在2013年之前經常發生大量傷亡的成衣工廠，自此之後未再發生類似災難的原因。從安裝消防設備和移除門鎖，到對結構不安全建築進行大規模翻新，以及工人培訓和投訴機制，這些改進帶來了實質性變化——尤其是在《協議》在孟加拉國的前七年，在雇主對該計劃施加不當影響之前。《協議》的成功得到了全球200多個品牌的認可，這些品牌簽署了連續的《協議》協議，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大、最知名的品牌，如H&M、優衣庫、Inditex（Zara）和PVH（Calvin Klein）。然而，仍有一些主要品牌隱藏在自我檢查或沒有工會參與的行業主導的倡議背後，這些品牌包括Levi's、IKEA、Kontoor Brands（Lee、Wrangler）、迪卡儂、Tom Tailor、VF Corporation、沃爾瑪、亞馬遜、哥倫比亞運動服等。

國家成衣工人工會（NGWF）主席阿敏·阿米魯爾·哈克表示：“像Levi's和IKEA這樣的品牌拒絕簽署《協議》，這意味著他們甘願冒著工人生命危險來生產他們的衣服和毛巾。他們繼續依賴那些未能防止拉納廣場倒塌的同樣企業主導的系統。這是絕對的恥辱，就像有大約十幾個品牌在拉納廣場工廠生產產品，卻從未向1,138名遇難工人的家庭和超過2,500名受傷工人支付任何賠償一樣，這同樣令人羞恥。這不僅僅是恥辱，這是雙重罪行：他們因疏忽導致的死亡而有罪，並且因未給受影響的家庭提供賠償而有罪。”

然而，《協議》僅檢查並涵蓋成衣生產的最終環節。這意味著現有《協議》簽署品牌供應鏈中的更深層次的工人，如紡織廠和染色設施中的工人，也可能在沒有相同安全措施的情況下冒著生命危險工作。簽署《協議》的品牌應採取措施，確保這些設施也被納入《協議》的範疇。

貧困工資

然而，拉納廣場災難的原因不僅僅是建築不安全。工人感到被迫進入拉納廣場大樓的一個原因是工資被扣發的威脅，這些工資如此低廉，以至於工人往往背負著大量債務。2013年、2018年和2023年的微不足道的最低工資增長，保持了貧困工資水平，五年的間隔使得通貨膨脹進一步侵蝕了工人的生活能力。最近一次高度不民主的2023年工資審查過程產生了12,500塔卡（約113美元）的新最低工資，僅為工會根據生活成本計算所要求的略高於一半。這僅僅是構成生活工資的一小部分。

在這個過程中，工會和勞工權益組織反復向品牌呼籲，要求他們公開支持工人的訴求，並確保供應商工廠會增加支付給產品的價格以應對工資的增長。品牌有權通過強制低價格直接影響供應商工廠的工資和條件，但他們的承諾含糊不清，未能在工廠主中建立任何對工資增加在財務上可行的信任。在工資公告之後，像H&M這樣的品牌宣布將最低限度地在其定價中考慮到新宣佈的貧困工資，並因此獲得全球媒體的讚揚，這顯示了品牌行為標準的低下。這種向下的價格壓榨限制了工資的增長，現在甚至似乎影響了這一非常有限的工資增長的實施。據報導，包括主要國際品牌供應商在內的幾家工廠未能實施新的工資——這意味著工人甚至未能獲得他們合法應得的貧困工資。

巴布爾·阿赫特爾，孟加拉成衣和工業工人工會聯合會（BGIWF）秘書長表示：“新最低工資僅略高於工會在工資設定過程中要求的一半。這一要求是基於基本生活成本計算的，仍然遠遠低於能夠真正維持一個家庭生計的實際生活工資。新最低工資是一種貧困工資，將工人們在未來五年內繼續推向貧困的邊緣。”

結社自由

在決定新的貧困工資時，工人並未保持沉默。他們的聲音在這一過程中被排除在外，工會在2023年初開始組織，提出符合工人生計成本的工資方案。2023年10月，當雇主提出一個令人失望的工資方案時，更多的工人走上街頭抗議。隨著該國工資委員會在11月最終建議僅為12,500塔卡（約113美元），抗議活動再度加劇。應業界的要求，警方、軍隊和特別部隊被部署來鎮壓自發的示威活動。雇主未能保護工人免受明顯的致命暴力風險；相反，隨著緊張局勢升級，許多雇主關閉了工廠，將工人推上街頭，沒有任何通知或援助，使他們暴露在嚴重危險之中。抗議的工人和沒有意圖抗議的工人都遭遇了暴力鎮壓和任意使用武力，導致四人死亡，更多人受傷。

這四名死者（26歲的拉塞爾·霍拉德、40歲的賈拉爾·烏丁、23歲的安久拉·卡屯、32歲的伊姆蘭·侯賽因）為國際品牌如H&M、Zara、C&A、Bestseller和沃爾瑪生產產品。品牌供應鏈中的這些死亡事件反映了嚴重的盡職調查失敗和未能利用經濟槓桿保護工人。鑑於2018年發生的相似事件和工人死亡，圍繞抗議活動的暴力是有預謀且可預見的，但品牌在最低工資過程之前或過程中未採取任何有意義的行動來防止悲劇重演。然而，這些品牌拒絕為家庭提供賠償，除了家屬迄今僅收到的約4,500美元的微薄賠償，這遠低於拉納廣場災難後建立的廣泛接受的賠償方法（基於國際勞工組織第121號公約）。

工廠業主和警方對工人和工會領袖提出的警察投訴和法律案件，導致了逮捕、長期拘留和刑事指控。由於大多數指控是針對“無名工人”，法律起訴的威脅現在懸在任何越界工人的頭上，他們可能會突然被“確定”為正在進行案件的一部分，這種情況已經發生在幾位著名的勞工組織者身上。勞工權益組織敦促那些供應鏈中的工廠提出這些案件的主要國際品牌，利用其對供應商的影響力確保撤銷指控。儘管這導致了幾起案件的撤銷和其他案件的進展，但大多數品牌未能採取行動，使大約二十幾個案件仍然活躍。像H&M、Inditex（Zara）、Next和C&A這樣的品牌有能力確保這些案件被撤銷，但他們卻推卸了責任。

孟加拉獨立成衣工會聯合會（BIGUF）秘書長拉沙杜爾·阿拉姆·拉朱表示：“對無名工人提出的捏造法律投訴在工人和組織者中散播恐懼，因為任何人都可能被指認為案件的罪犯。包括我所在工會的幾名工會組織者在內，曾因所謂的犯罪而入獄，而這些犯罪發生時他們卻在城市的另一邊。像H&M、Zara和Next這樣的品牌需要竭盡全力確保這些投訴被撤銷。”

這些法律案件特別令人不滿，因為它們對孟加拉國的工人組織產生了更大的寒蟬效應。儘管在倒塌事件之後的幾年中有一些初步改善，但在孟加拉國註冊工會仍然極為困難，並且對組織者進行暴力和騷擾是常見的。在2023年6月，孟加拉國製衣和工業工人聯合會的組織者Shahidul Islam在與Prince Jacquard Sweater工廠談判有關工資後被打死。今年早些時候，Akota Garment Worker Federation的兩名組織者在離開一家他們試圖組織的工廠後遭到襲擊並住院。

一項旨在追究品牌責任的新法律

拉納廣場大樓倒塌事件使消費國的公民和決策者認識到公司在全球價值鏈中涉及的人權和勞工權益濫用問題，並意識到需要對公司行為進行監管。活動家、工會和勞工權益團體強調需要對公司施加具有約束力的義務並增加企業問責制。

這些呼聲在2017年首次取得成功，當時法國通過了首部盡職調查法案，這部法案被稱為“拉納廣場法”。2023年，德國也緊隨其後。恰逢拉納廣場倒塌事件發生11年後，歐洲議會將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盡職調查指令》進行表決。

這項法律將要求公司在其供應鏈中，包括上游價值鏈以及直接和間接的業務關係中，進行盡職調查過程，以識別、預防、減輕和補救在其價值鏈中發生的負面影響。在某些情況下，公司還可能對其對工人的行為和影響承擔法律責任。擬議的法規僅適用於在歐盟活動的最大公司，但這仍然是追究品牌在全球價值鏈中影響責任的重要一步，並將有助於防止新的災難發生。

清潔成衣運動的遊說和倡導協調員穆麗爾·特雷比奇表示：“在過去十年中，這是第一次，這個紀念日也將成為希望的一天。在我們紀念拉納廣場倒塌事件中喪生的生命的這一天，這次投票對於全世界的工人、社區和活動家來說，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企業問責制的一大步。”

品牌對孟加拉國近期鎮壓事件的共謀表明，它們在完全尊重供應鏈中的人權和勞工權益方面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為了履行其承諾並按照《企業可持續發展盡職調查指令》新規範的要求進行適當的盡職調查，我們認為國際時尚品牌必須：

要求其供應商立即撤回他們對與抗議相關的工人提起的所有刑事訴訟；
要求其供應商對工人採取的任何其他報復行動都必須被撤銷，包括恢復被解雇工人的相同級別職位，並全額支付欠薪；
公開譴責對孟加拉國服裝工人的鎮壓浪潮，強調支持工人的結社和集會基本權利，並立即撤銷對工人的所有大規模指控；
確保按照國際標準向在其供應鏈中喪生工人的家屬提供財務賠償；
利用其影響力並調整其定價政策，以確保支付生活工資；
簽署《國際協定》和所有相關的國家計劃，並在協定內積極參與計劃的有效實施，並擴展到其自身供應鏈中的更多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