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復工半年後:珠三角服裝產業勞動狀況變化調查


中國廣東省工廠外魚貫的人潮

調研:勞動力 (http://www.workerempowerment.org), 謝馥盈 (萊斯特大學)
編輯:譚秀貞

1.調查背景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致全球產業鏈的生產供應和銷售活動出現變化,工人生計受到訂單減少和停工打擊。另一方面,作為世界製造業出口大國的中國,近年出現部分行業如服裝業的生產訂單外移,並開始發展內銷市場。此兩種狀況預期會為中國的產業價值鏈結構及員工就業帶來長遠影響。

在此背景下,勞動力(調研團體)欲了解各行業的工人在疫情後的復工情況,並對服裝業進行深入調查,了解疫情受控後,業內工人的就業變化,以及疫情引致的停工、失業、轉行等情況,多大程度得以恢復,還是暫難逆轉。

本研究集中了解疫情之後復工半年內(2020年2月至9月)的工人勞動狀況,時間和資源所限,未能詳探服裝業如何長遠地受疫情影響。從訪問得悉,疫情前已有製衣廠生產線外移,而致倒閉或大幅縮減規模,疫情加劇了經營困難,但未至令整個行業完全停產,業界前景如何受疫情左右,並未在此研究之內。

2.調查主題

深入了解7家位於珠三角4個城市的服裝企業生產廠商在疫情中復工期間,工人面對的勞動條件和工作質量的變化,並因服裝業以女工為主,亦探討女工在此環境下面對的困難、應對方法及對未來就業的期望。

研究涉及的廠商大多是出口為主的外資企業,承接外貿訂單,生產跨國品牌服裝,如針織服裝、服裝配件、內衣和鞋等。詳細的研究方法請參考文末註釋。


中國成衣工廠外的招聘廣告, 2020

3.研究發現

(一)疫情對企業生產經營的影響:

延遲復工:疫情於春節前在中國爆發,到外省打工的工人回鄉過節後,國務院因應疫情延長春節假期至2月3日才復工。研究涉及的主要企業大多因疫情延遲復工,延至2月中至3月底不等。

訂單和生產貨量大減:有些高端品牌的外貿訂單完全撤銷,其他的生產貨量需求大減,但訂單短缺問題似乎在年中之後逐漸緩解。

個別廠商逆市站穩或以新法應對:1位東莞受訪者指其手袋廠貨量沒有減少,反而更忙,可能是因為供貨內銷或屬本地品牌。也有疫情期間開拓新業務的,例如深圳B廠新增了口罩、眼罩等醫護用品及鍵盤的生產,並推廣電商平台銷售,以擴大自主服裝品牌的內銷業務。

有的倒閉、有的發展電商得以復甦:封城措施導致門店關閉,阻礙實體銷售,部分外國品牌因而倒閉,但也有品牌把握因疫情在家工作衍生的平價及居家服裝需求,發展網上銷售,其後銷售數字回升。

(二)疫情對工人工作量及人手規模的影響:

工作量及工時減少:外貿訂單減少令工作量大減,工時縮短,不少受訪者指復工後加班時間大減,有的工廠出現雙休(周六、日休假)和白天停工情況,5至9月才陸續恢復加班,但未必是原有客戶重新下單,例如中山D廠為了維持中山總廠的貨量,而把東南亞分廠的貨量調配過來,確保中山員工有事可做。

但兩類工人例外,工作量反而大增。一是非生產崗位員工如清潔、保安、收發、倉庫、質檢等,有的部門內這類人員少了但沒補聘,餘下的工人比以往更忙,同時清潔工因消毒工作大增而更為勞累。另一類是從事內銷和下游加工的工人,加班時數沒減少,更有的忙得連十一國慶也只休息一天。

人手規模縮減:有的整個車間被撤,或與其他車間合併。有工廠裁員,把一些管理人員裁掉,有的不與滿50歲、已屆退休年齡的女工續約;復工後有工人因貨量縮減,導致計件和加班工資下降而離職;但有些員工是被迫離職,例如因削減車間而被調到工資較低的崗位而辭職。

但裁員和解僱的情況不多,更多是其他原因導致員工辭職(如交通受阻或承擔家庭責任),這類員工難以於是次調查追蹤,所以具體失業情況難以評估。

(三)疫情對工資水平的影響:

工資水平下降:訪談之中有26人提到工資水平,約六成人平均月薪約3000至5000元。疫情後的幾個月內,外貿工廠工人絕大多數表示收入減少。

工資降低的原因多樣:(1)訂單減少,生產線員工按個人產量計件定工資,產量減少導致收入下降。(2)計件支薪通常有產量最低要求,員工不達標只能領保底或計時工資,但這個金額比計件工資少很多,而幾家主要工廠的員工復工後幾個月內,因貨量不足只領保底工資,連帶績效奬金都沒有了,收入下跌至少一半。(3)部分工廠暫停了往年的工資或單價上調,甚至降低單價。(4)有員工因為廠方撤銷或合併車間,被調到較低薪的崗位。(5)有非生產線員工因廠方削減人手後而增加工時,但工資沒變,變相減了人工。

遲發工資:如東莞的A廠一再延遲發工資,更曾因此演成罷工。

(四)工人就疫情影響的應對方法:

尋求額外收入: 受疫情影響而加班減少或要轉工等原因,導致收入不穩定,部分工人在正職以外打零工(兼職)增加收入,包括到其他工廠兼職或把手工帶回家做,有工人更組成互相介紹兼職的微信群互通資訊。

轉工或轉行:受疫情影響被裁員而失業,或因收入減少而自動離職的工人,有的尋找新工作,有的被迫轉行。例如一深圳服裝廠的男性管理人員,被裁後當了網約車司機。(更多有關女工受疫情影響及應對方法詳見第五部)

(五)女工受疫情影響及其應對方法:

              女工在服裝業內佔多數,本調查的受訪工人中,女性佔了三分二,男性三分一(詳見文末註釋),女工作為業內工人,除了經歷上述情況外,也因她們的家庭照護責任和經濟責任兩方面,遇到特定的困難,調查探討了她們在這兩方面的境況和應對方法,情況如下表列。一般而言,在這兩方面受疫情打擊較大的,是40歲以下的年青女工。

                

較年青女工(30-40歲)

較年長女工(40以上歲)

家庭照護責任

所遇境況及應對方法

  • 部分為照顧孩子接受較差的工作條件:孩子大多上中小學,大部分是留守兒童,在老家由祖父母或親戚照顧。這些女工疫情前已長期在外,所以疫情對其家庭角色和照護責任沒太大影響。但部分女工與家庭同住於打工城市,便要為了照顧孩子而接受較差的待遇,例如一名女工為了每天可以午休2小時回家為孩子做飯,而接受不滿意的工資。

所遇境況及應對方法

  • 家庭角色變化不大、家庭責任相對較輕:孩子多已成年,不太須操心,家庭責任不算重,同時亦因已長年在外打工,家庭角色變化不大。

 

 

 

 

 

經濟責任

所遇困境

  • 經濟負擔較重,疫情加增經濟壓力:工作收入主要應付自己的生活、孩子學費及供養父母。疫情後工廠訂單減少等因素令收入下降,加重了經濟壓力。
  • 為履行家庭責任而減少收入:部分因要照顧小孩而延遲復工,影響收入。

 

應對方法

  • 打零工幫補收入。
    (參看第四部)
  • 被裁後再找工作、或因工資受疫情拖累而減少,遂轉工。
  • 個別須借貸應急:有女工為了照顧孩子在春節後請了5個月假而沒有收入,丈夫收入也受疫情拖累,令家庭收入大減,致借貸來支付孩子學費。

 

所遇困境

  • 經濟負擔較輕,但疫情加增經濟壓力:工作收入主要為減低已成年孩子的經濟壓力,如資助孩子結婚或建房子等。疫情引致收入減少,加重了經濟壓力。
  • 優先被裁員:原因是年紀大,例如有工廠因疫情困境致縮減人手,便不與50歲或已屆退休年齡的女工續約。
  • 被裁後轉工較吃虧:有大廠不接受47歲以上的應聘者,嫌她們眼花或動作慢。有小廠歡迎熟手和年齡較大的員工,但勞動條件不正規,不會主動替員工購買社保,也不按規定休假等。

 

應對方法

  • 打零工幫補收入。
    (參看第四部)
  • 接受較差條件的工作:被裁後轉工雖然不受大廠歡迎,但若接受較差的工作條件,可轉到小廠工作。
  • 較有條件和自由決定是否繼續工作或如何工作:因為子女已成年而家庭束縛較少,經濟壓力相對少,即使被解僱,也較有空間決定是否繼續工作和如何工作。

(六)工人對就業前景的展望:

疫情前業界規模已縮減,員工看淡前景:承接外單的服裝廠於疫情前已有因訂單減少或把業務遷至東南亞,而致規模縮減,加上疫情打擊,員工看淡前景。

 

撮要總結

總結調查研究所得,以下簡列以女工為主的珠三角4個地區服裝產業工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復工的半年後,所面對的業內情況、勞動條件轉變和應對方法,以及對前景的展望:

(一)以外貿為主的工廠於疫情前已因逐步遷往外地而規模減縮,疫情只是加增經營困難,廠商應對的方法包括削減人手及管理開支或開拓新業務;但以內銷或本地品牌為主的工廠受影響較少,有些更逆市增長。

(二)疫情下出現裁員和解僱,但情況不多,更多是員工因各種原因辭職,但這類員工難以於是次調查追蹤,所以具體失業情況難以評估。疫情導致訂單減少和經營困難而令工人工作量和工資顯著減少。

(三)服裝產業以女工佔多,她們對家庭的擔負著照護責任和經濟責任,疫情導致裁員或工資下降,對孩子還小的年青女工帶來更大經濟壓力;年紀較大的女工則是優先裁員的對象,但兩類女工因家庭照護角色及經濟責任各有不同,而有不同的應對方法。

(四)工人普遍對行業前景不樂觀,因為疫情前已因生產線外移而收縮,疫情打擊令就業保障更不穩。